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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印象视觉设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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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书籍设计走进境界美时代 神意交融好作品频现 |
回顾我国书籍装帧设计历史，以笔者之见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，也可以说是三种境界。*一阶段是封面书皮，第二阶段是形义结合，第三阶段是神意交融。
封面书皮阶段，可从上世纪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。这一阶段虽然没有完全否认美编的设计意识，但几乎谈不上至少是很少体现出设计理念，也就是传统的书籍做一个封面。我们常常见到的是，用一种比正文纸更厚更结实的纸张材料，有一些简单的象征性构图，把书包裹起来，算是给书一张皮。
相当长时期以来，我们一直把书籍的精神产品属性摆到过重的位置，把书籍纯粹地归于意识形态，在无形和载意中抹杀了书籍的商品性。在人们的观念中，书籍几乎没有装帧，更谈不上设计，只有封面意识。翻一翻我国上世纪70年代之前(包括70年代)的图书，尤其是1957年后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出版的图书，封面大多是单色：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蓝的，几乎没有彩印，找来原色纸，印上书名、作者、出版社就成了一本书。即使有耀眼夺目的政治内容与色彩，也几乎与同时代的黑板报报头差不到哪里去。较之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的图书封面设计也相距甚远。
一个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，到20世纪下半叶仍是这样一种出版水平，的确是一种悲哀。把这种悲哀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人，哪级政府部门，显然不妥。这里面除了政策、观念外，还有一个经济的原因。近百年来，中国大众一直在贫穷困苦的道路上挣扎，民以食为天，吃饱肚皮成为人们生计的头等大事，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和社会文明随着贫穷一起无法拖拽地滑落。贫穷让民众难以温饱，哪还顾得上这种精神食粮的装帧设计。我国的图书一直是廉价销售品，几毛钱一册，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图书定价也只有一毛五六分钱一个印张。这种低价位的产品和商品，不可能有什么精美的装帧设计，只能是整体综合国力的客观反映。
形义结合阶段，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。我国的书籍装帧在传统的封面书皮包装的基础上，开始注意它的工艺性，有了一定的设计意识和审美追求。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，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使用，才给书籍装帧设计带来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。传统的封面观念迅即被淘汰，人们争先恐后借鉴我国港台地区和邻国日本书籍的装帧。其间，我国图书装帧设计受日本的影响更为直接，有的甚至直接模仿，那时的模仿也应该是创新。但是，在这一阶段里的装帧设计，由于缺乏主导理念的引导，真可谓五花八门。最突出的现象是图片和照片的电脑拼图。装帧设计人员根据一本书的内容，或者作者提供的资料，找一些相关的图片或照片，直接在电脑上拼凑，再加一点背景资料，或者色调，构成封面。设计者、原书作者、经营人员、出版社的领导，注重的是书的封面能不能一目了然直接反映书的内容，说是形与义结合，实际是重形轻义，忽略其设计艺术和审美价值。苏东坡有过这样的话，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”封面设计也是如此，只求封面设计直接反映书的内容，只求其形与义的结合，那是低幼的追求。有个性和艺术追求的设计者，为此十分苦恼，往往与作者、经营人员和社领导发生意见分歧。因为这种差异，是成人与儿童的差异，是知与不知的差距。
形义结合的装帧设计，比起单纯的封面书皮包装固然进了一大步，但是它过分地强调了形与义的切合，加之受电脑技术的局限，电脑的作用发挥了，可人脑的创造力被抑制了，导致审美品位低，格调通俗，甚至庸俗的倾向。形式和技术的变革出现了两种局面，有扎实的美术基本功和装帧设计艺术水准的老一代专家，不会使用电脑，他的艺术和美术造诣难以得到发挥。另一方面，电脑操作技术非常娴熟的年轻设计者，却缺乏扎实的美术和工艺设计基本功，更有一些完全没有美术工艺技术技巧的爱好者，纯粹地靠剪贴和拼图，也搞起了书籍装帧设计。可谓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
近些年来，我们可喜地看到了许多神意交融的好作品。这些作品，不仅在设计创意上追求了神意交融的境界，在用材和印刷工艺上也有了新的发展。磨砂、厚UV、皱UV、UV·彩充、UV·发泡金粉、玻璃珠、荧光墨等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在这里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中国大陆的书籍设计，现在已经与我国港台地区和日本没有什么距离，比外国业界的水平也毫不逊色。我相信，中国书籍艺术的设计者们，完全有能力让中国书籍带着中华文化的特色雄踞于世界书籍之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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